士师记导论-《圣经背景注释》
士师记导论-《圣经背景注释》
士师记导论
历史文学导论
古代近东有大量的材料可作例证，解释旧约的历史文学──其数量远超可供解释旧约其他类型文学的材料。这些古代资源包括了可以分类为王室碑文、编年文献，与历史性文艺。王室碑文提供君王成就的记录，特别是战绩和建筑工程。编年文献依次列举历史大事，从简单的君王名单，到宫廷和战争的记录都有。历史性文艺大部分是史诗一类的记述，忆述君王的经历。这些文献有时是碑文（刻在峭壁石面、石碑浮雕，或雕像之上），但以写于泥版之上者为多。有些编年史是记录在小型的方版上，有些则用大片的泥版，甚或筒形、柱形，或砖块状的多边形泥柱。
事迹必须化为文字，才能留于后世。然而必须有编纂者，才能将史迹记录为文字。但编纂者有意无意之间，必然按照某些准则来工作。这一套的准则称为修史原则（historiography）。随着文化甚至撰史人的不同，修史原则亦有歧异。撰史人认为史料应该用何种格式、内容、结构来保存，当然会影响他的修史原则。但这不过是表层的问题而已。往事有什么重要性？编纂这些记录有何目的？历史事件怎样发生？有什么因素和动力驱动历史？历史事件的发生是否依循某种的模式？其背后有否意向？这些问题的答案对于如何撰写历史，扮演极重要的角色。不同的人，不同的文化，对于这些问题有不同的答案，更不言而喻。故此，所有历史的记录，都反映了某种对于往事的观点。无论什么修史原则，都是由编纂者试图回答的问题而决定。就历史而言，说有「正确」和「错误」的观点是不当的，因为这样做是假设有一个共同而绝对的尺度存在。观点、意识、感受只有存在和不存在之分，要冠以「正确」、「错误」的标记永不如想象中的简单。从这角度看，任何一套修史原则都当称为「历史观点」。在某一程度而言，所有史学著作都应视为社论。
研究修史原则时，首当发现的是作者撰写的宗旨是什么。不然在重构当代历史之时，便无法知道怎样利用其作品了。十分重要的，是不要以为他们撰史的观念与现代西方人相同。现代人对于撰写历史的想法往往是为修史而修史（虽然有时事实并非如此）。当代社会的一个优良信念，是认为将以往发生的事件记录、评价，进而存留后世，本身已经是当为之事。此外，寻求「事实真相」和因果关系的热心，也是现代人的特点。
在大部分的古代历史中，「事实真相」的重要性似乎远不及现今。大部分提供历史数据的典藉都是在王室赞助之下编写的，效劳的对象是君王，不是客观的历史学家。王室的声誉远比准确性重要。这种历史现代人称之为宣传材料。古代近东的历史材料无论是王室的碑文还是编年史，君王名单还是年表，背后总是有宣传的用意。和今日的竞选演说一样，真相对王室固然有用，但却不是主要的目标。宣传要是合乎真相，功效当然更加宏大；但如果只有统计和零碎的「事实」，将就使用亦无不可。这些文献对于真相所采取的观点，自然是最美化君王的角度。作者试图藉这些记录回答的问题，是「这人为什么可以算为成功的好君王？」这些人所用的策略是否包括隐瞒事实和供应假情报，在大部分情况之下都无法肯定；但不利消息是一贯缺乏的。如果敌对双方都有某场战争的记录，两方面同时宣称自己获胜亦不足为怪。君王篡改碑文，以自己名字取代先王（即使是自己父亲，亦在所不惜）之名，也是普遍惯例。古时的君王甚少承认战败，对他统治的批评都是来自继任的君王，后者的动机可能不过是巩固自己的政权。古代文化的历史绝大部分都是谋求私利的事业。
以色列的历史文学与编年文献有很多相似之处，又包括了好些与王室碑文和历史性文艺相彷佛的例子。然而以色列文学的宗旨是神学性的。它和其他历史文字一样，是选择性的，背后亦有特殊的用意。其宗旨是记录耶和华在历史当中的作为，祂如何掌管事态的发展，并不注重纯为历史之故而保存史实。在这些记录之中，国比王重要，并且神是其主要的焦点。以色列作为与神立约之民的身分和功用，是全体历史文献的骨干。故此，大部分古代历史的宗旨，可说是为君王的成就提供建设性的理解，而以色列历史的宗旨，亦可说是为神的成就提供建设性的理解。
必须留意的另一点，是古代对神明在历史中所扮演角色的理解，与现代西方文化有很大的分别。截至启蒙运动时代为止，持完全超自然世界观的人十分普遍。神明干预世事，和不能按自然现象来解释的事件经常发生，都是广被接受的信念。这些观念在启蒙运动发生了重大的改变。这运动所产生的历史鉴定法坚持，不能用经验证实的，便不能接受为真相。这种新修史原则只能接受历史之中自然的因果关系。大体而言，这是现今西方文化所采取的看法。
我们周围社会的世界观，和古代史家的世界观大相径庭。古代作者会觉得今人撰史的方法十分陌生，因为对他们来说，数据若不应用，单单列举客观事实和发生的事情是毫无意义的。初民虽然不会否定历史中自然因果的存在，却会更加注重神明在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。现代历史学家面对以色列的修史原则，可能会有「它并没有提供可靠数据」的反应。反之，面对现代的修史原则的以色列历史学家，其反应则可能是「它并没有提供有价值的数据」。
因此研究启蒙运动以前文化的修史原则时，了解驱动这种修史原则的世界观，并且尊重其可靠性，是十分重要的。以色列修史原则所代表的世界观，认为神引导的工作具有根本的重要性。这种看法远超过单单承认超自然世界偶尔会介入人类事务而已，在自然现象中，也能看见神的作为。实际上，这种看法坚持万事都编织在神的大计之中。这个大计，就是驱动历史的力量。
古以色列的修史原则和邻邦文化有很多共同之处。美索不达米亚的历史记载虽不自居为神明的启示，对于神明的活动依然极表关注。然而美索不达米亚宗教的多神本质，却不能发展出「全部历史是在神明一个大计掌管之下」的概念。顶多只有当政王朝宣称神明有建立维持这王朝的计划。有些典籍回顾远古，构想一个延伸到今日的模式（如：魏德内尔〔Weidner〕和阿基图两个编年史）。这些文件所注重的通常不是神明的作为，而是人对神明做了什么。美索不达米亚人的假设，是神明积极参与构成历史的因果过程。他们相信神明有能力，并且亦会出手干预。但神明作为的动因和所作的干预，却是杂乱无章的，不是按照某种整体性的大计。以色列的观点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一样，也是视神为一切果效的动因，积极干预塑造世事。以色列记录历史的用意，不是记录所发生的事件，而是记录神怎样在历史之中行事。世俗历史在以色列是不存在的。
按照古代超自然的世界观，事件是启示，是神明活动的结果。遗憾的是这些事件不诠释，人就不能知道神明作为的用意。要作出这种诠释，以色列周围的多神文化不得其法。美索不达米亚的人只能靠自己辨识神明的动态。反之，以色列人不但视事件为启示，连历史也包括在内。换言之，神不但选择施行作为，更定意为祂的作为提供诠释，让人知道祂为何做这些事，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。这样一来，耶和华不但是事件的动因，更是这些事件之诠释的来源。这一点用神学的用语来说，就是历史的一般启示，得到了修史原则的补足。
总而言之，以色列与古代世界同样相信历史事件是启示──神明施行作为的证据。这是与现代西方修史原则构成强烈对比的态度。但以色列却相信修史原则也是启示，这是与古今所有其他修史原则断然不同的独特见解。
──《圣经背景注释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