撒迦利亚书绪论-《每日研经丛书》
撒迦利亚书绪论-《每日研经丛书》
撒迦利亚书绪论
撒迦利亚和哈该是同时代在耶路撒冷工作的，而且两人都关注受毁坏圣殿的重建工作。不过，藉以他们名字命名的先知书判断，他们是非常不同类型的人，哈该比较实际，而撒迦利亚则较多异象。哈该比较简短和易明，和撒迦利亚比较冗长和难以了解，形成对照。耶柔米是初期基督教会伟大学者之一，事实上当他描写撒迦利亚书为‘最含糊不清的书’时，的确是一针见血的。它的异象叙述和神谕，它的启示性记载和对将来的暗示，内容都是难以解释的。然而这本书的困难将不会使读者却步；值得一提的是此乃新约最经常引用的书。新约超过七十次的引录和借用，撒迦利亚书的内容，其在新约中接近三分之一出现在福音书中，而其余的大部分可以在约翰所写的启示录中找到。换句话说，新约的作者能够联系撒迦利亚的思想于他们自己的时代，而了解这较后期的观点，可以帮助我们去掌握这整本书的信息。
先知撒迦利亚被描述为‘易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’（一1），虽然在其他地方他也简化被指为‘易多的儿子’（拉五1；译者注，中文和合本译作孙子）。有一个名叫易多的人，是祭司的后代，他与所罗巴伯和约书亚一同从被掳之地回来；如果这个人就是撒迦利亚的祖父，那么先知应来自祭司家庭，不过鉴定的工作不是很肯定。概括来说，我们对于先知的自传，除却以他名字起名的这本书所提供残缺不全和非直接的资料之外，我们所知甚少。
书中提供的日期，清楚把撒迦利亚的事工和哈该联结起来。记载称他的事工是在大利乌王第二年八月（一1）开始，即接近主前五二○年十一月。撒迦利亚的异象被指发生（或开始）在大利乌王统治的第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，接近主前五一九年二月十五日（一7）。而七章一节所载的较后日期，可以推算为主前五一八年十二月七日。这样，在表面上撒迦利亚有一个较哈该为长的工作期，虽然我们不能确定这两本书是否提供了两位先知的事工的详尽记载。然而在撒迦利亚的宣教背景基本上和哈该相同：请进一步参看哈该书的绪论──哈该书的背景。
本书的文学形式
除了解释异象和启示语言的困难以外，撒迦利亚书的形式结构方面也有很大的问题。开始的八章大致上被认为有统一的思想和内容。撒迦利亚本人三次被提及，和若干日期连在一起，而这几章的内容，不论是如何难以理解，仍可以与先知的时代和圣殿的重建联系在一起。但这卷书的后一部分（九至十四章），其形式和内容却是颇为不同的。先知的名字既没有清楚提出，也没有指出日期。这卷书的头一部分主要用散文；而后一部分则用诗体。而且本书后一部分的启示性内容，也与第一部分的异象的内容有所区别。
既然一至八章和九至十四章之间存在广泛的差异，这就难怪许多学者认为后面的几章不是出自撒迦利亚的亲手著作。的确，九至十四章作者另有其人的说法，至少早于十七世纪就已产生，而且一直不曾真正被否定。但是尽管关于这卷书后半部的不同特性，曾经有过大致上相同的意见，然而对于它的起源和日期，却一直没有达成一贯的看法。有人定它的写作日期为主前第五世纪；但有人说它产生于希腊统治时期（主前第四世纪后期，或者更迟一些）；也有人把它分成几个不同的时期，并且分别逐一处理。事实上，现在钟摆又荡到另一方向，即有些学者正再一次辩说这卷书是统一的，认为它的后一部分反映先知事工一个较迟的时期，也许比一至八章所反映的约晚十年。
关于撒迦利亚书引起超过几世纪的争论，似乎在不久的将来还未能解决。故此，对于本书的结构和统一问题，采取较谨慎的看法，是比较明智的。（一）不管这卷书的两部分，是否从撒迦利亚而来，重要的是知道它们之间的不同，包括在神学和年序两方面。（二）一至八章清楚地记载日期，内文主要是关于异象的叙述和先知的神谕。九至十四章分成两段：（甲）九至十一章，和（乙）十二至十四章，两部分都以‘神谕’或者‘负担’引出来，类似玛拉基书的样式。（三）如果这卷书的两部分从不同的作者而来，那么，必有一位编辑把它们编纂在一起，这是不可忽略的。那就是说，不论这两部分如何不同，我们也应该寻找它们之间的相连主题，从它们现今文学上的编排，明白前人怎么理解它们。（四）最后，尽管存这些假设争论，本书至少有两个来源是有可能的。但是唯一的一卷手抄稿显示，撒迦利亚书成为现在的一卷是在一个很早日期完成的。最早保存的手抄稿证据，即俗称为死海的轴卷中找到的一份希腊文十二先知书，证明第八与第九章之间没有中断。虽然这种资料无法证实作者方面的问题，但是却指出从这卷书保存至今的形式看，它于早期是被认为在内容上和思想上有统一之处的。
撒迦利亚书的信息
十四章的撒迦利亚书传递的一个信息，即时以它自己的时代为依据，而又同时打破一切有限概念的障碍。至少在开始的那几章，哈该书中主要论及重建圣殿的事实在撒迦利亚的异象后面可以看见。好像哈该一样，撒迦利亚是一位有实际使命的人，但是他比哈该更加强调他所从事实际活动的更深远神学意义。撒迦利亚和他同时代的人，从事实际的建设工作，但是他能够看见的，远超过其他人；他看见了他们实际的活动，在上帝为祂百姓所设计的更大属灵计划中的重要性。圣殿是上帝与祂百姓同在的记号；然而，圣殿的重建，象征（甚至以神秘的方式展开了）上帝对祂的选民的更新，远超过当时的时代和地区以外。
在本书的后一部分中，时间和历史的基础让位给较大的异象，这异象不可避免地扩展了人类语言和词句的能力。这几章充满一种紧张的情景，抓住了善与恶之间的永恒争，但却指出这种争正和上帝的选民和他们的未来有关。虽然这一段结束时充满上帝得胜的情景，但是它是黑暗的一页，渗透绝望和暴力，正如其充满希望一样。在某方面，它和祅教的二元末世论（dualismof Zoroastrian eschatology）有接近之处，道出宇宙中善与恶之间的冲突，虽然它具有明显的犹太色彩。（犹太人可能通过和波斯人接触，而认识祅教。译者注：祅教是古波斯人的宗教，也称为信仰光明与黑暗、善与恶之间互相对立的二元论。）
撒迦利亚书的信息，是对我们的理解能力的一种考验；并且对我们要求甚高，起码我们灵性和艺术的触觉，不能少于技术性的知识。我们可以藉一种相似的比喻去抓住问题，纵使这比喻未必是完全的。我们十八世纪的祖先不可能预见二十世纪的奇迹；即使他们视觉上能够一瞥现今的事物，也不能用他们时代的语言加以描述。电视和微波电子炉，个人的电脑和可放在口袋中的袖珍计算机，喷气式飞机和宇宙旅行，传真电话和跳字计数手表……所有这些东西对于十八世纪的人类不单是门外汉，而且绝不可能用当时的语言加以适当的描述。十八世纪的异象家，即使在尝试描述比他那个时代迟两世纪的真实事物时，都会遇到困难。但是圣经的异象家有更艰巨的任务。他们从上帝赐下的异象中一瞥将来，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必须把它的内容传递出来。就像上述的比喻中，他们直接地面对语言不通的问题。一个人可以看见或感觉到某些事物，但要重述它们，即是要求以超过人类语言所限的自然能力来表达。同样，在解释这种语言时，我们必须小心，不要采取腐朽的拘泥于字义的读法；也不能以为只要人类讲述一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，就能掌握上帝所示未来的精华。
然而，意识到这种困难之后，我们也必须注意先知所用语言的简朴。为什么撒迦利亚向他的同时代人讲述这些事呢？为什么他的话要保存给以后的世代呢？‘先知’绝不是未卜先知者。他也不会认为即使他预知久在他们死后所发生事件的时间表，他们就会好过一点。先知的信息乃是一种有永久性时代意义的；因为它讲述每一世代中受困扰的人类共同发出的问题。恶必然要一直胜过善吗？上帝是否真的至高无上？世界将要变得好些，或者只是坏下去？和平与公义的上帝国度会建立在这个悲惨的世界上吗？这些就是在撒迦利亚书中讲述的问题。它们的答案是根据对上帝的信心和盼望上帝的未来的观点得来的。但是假如这卷书中包含的答案，它们也是由信者向信者讲的；至于这些答案的类型，它们部分是对将来的世界而论，用一种难以理解的语言表达，但是充满了对上帝的不能熄灭的最终希望。──《每日研经丛书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