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鸿书导论-《圣经背景注释》

那鸿书导论-《圣经背景注释》

那鸿书导论

先知文学
导论
　　身为基督徒，我们认为只有一位神，而且认为预言含有从神而来的信息，所以我们常以为圣经的预言是个独有的现象。我们觉得圣经以外的预言是错的，的确言之有理，不过圣经预言属于古代近东的悠久传统却是不争的事实。圣经甚至借着巴兰叙事，以及亚哈与耶洗别供奉的巴力先知，让我们知道这一事实。
　　求神问卜可以是任何从人类范畴以外得到信息的过程。在古代求神问卜有许多方式（见：申十八章注释），但在以色列国多属非法，因为这些法术对神的观念低浅。预言是以色列人合法的求问神的方式，但以色列人的预言不是占卜，需要有特别的经书（例如像是魔咒或是预兆经书）方面的知识与训练，或是使用法术。以色列人的预言是建立在神的直接启示。论及先知，以及呈现先知信息的经文散见于古代近东文学。在这些文献里，先知有时用其他占卜方式领受信息。
　　最重要的先知信息集是在马里的皇家档案里发现的五十块泥版，日期是主前第二千年纪初（与创世记记载的事迹同时期）。这些信件向国王报告当地官员从不同神明得到的预言，就军事与其他政策指示国王，间或也要求行使某些礼仪。
　　第二部集子是新亚述时期（主前七世纪）三十则神谕。主要神祇是阿尔贝拉的伊施他尔，预言内容是预告国王诸事胜利与昌盛。有些神谕集录于大型泥版上，作为存盘，其余则是一些较短的文章，都是单则神谕，内容简短，从一句到最多一两个段落不等。
　　埃及文学里面没有声称是出于神的谕令，不过《伊普沃的警告》或是《奈费尔蒂的异象》这些作品（一般认为两部作品皆完成于主前第二千年纪初期）的确也有对社会乱象的观察，以及审判临头的警告，间或也提及秩序的恢复。所以说，这些文章的信息模式也见于以色列的先知文学里的信息。即使有相似之处，埃及却没有其他古代近东地区的先知体系，最明显的原因在于埃及神祇化身于法老，因此，神不需要传声筒，他就在人当中。
　　我们所知的古代近东预言神谕，与以色列早期的预言类似。以色列的写作先知也被称作「古典先知」，最早正是出现于主前第八世纪。之前的先知诸如拿单、伊莱贾、伊莱沙，还有很多其他先知，都在旧约历史书上留名，但是并没有作品流传下来。他们则被称作「前古典先知」。前古典先知与古代世界的先知最为相似。他们的信息针对国王，与国家政策，或是与全国相关。由此而言，这些先知是国王的官方顾问，但通常是非官方的。相形之下，古典先知对社会与信仰发出针砭，则是对着人民说的。他们的信息虽然有祝福与谴责，不过是发给整个社会的。所以写作先知表达的被掳、毁灭、流放的警告，对这个时期，或对先知体系来说，是前所未见的。
　　先知常常被认为是疯子，因为在出神的境界领受信息极其不寻常。亚喀得文学有一个先知的头衔是 muh\ h\u，通常译为「出神」。不过他们非常看重先知，认为他们信息说出口，即已决定这些话会成真。先知的社会地位则无碍于他们的信息权威。有些先知是圣殿人员，或是国王的参谋或顾问，但是先知出自平常人家也并非不寻常。在巴比伦或亚述，先知的话要受确认，这是借着占卜来完成。他们会求问先知的信息是不是会被欣然接受，而占卜的祭司会从牺牲品的「内脏」找到答案。
　　很显然古代世界各个文化都相信神会借着某些人沟通。在古代近东，大多数的先知是支持皇家的看法与主张。在以色列，先知却往往是代表与文化抗衡的一股力量。所以，先知通常密集出现于多事之秋。在前古典先知时代，摩西、底波拉、撒母耳、伊莱贾、伊莱沙都是在有难之际挺身而出。在古典时代，先知则围绕于三个关键时期：
　　1. 北国灭亡、耶路撒冷被围攻的亚述危机（主前760～700年：阿摩司、何西阿、弥迦、以赛亚）。
　　2. 亚述、犹大与耶路撒冷灭亡的巴比伦危机（主前650～580年：哈巴谷、西番雅、那鸿、杰里迈亚、以西结）。
　　3. 被掳后，波斯掌大权，以及身分认同的危机（主前530～480年：哈该、撒迦利亚、约珥、俄巴底亚、玛拉基；但以理虽然在被掳时工作，但是可以算在这个时期）。
　　写作先知的神谕可以分成四种类型。定罪神谕告知百姓他们做错了什么事。审判神谕描述神打算以什么方式响应他们的罪状。指示神谕（被掳前很少见）则告诉百姓他们需要做什么，以及当如何行动、思考。事后神谕则让百姓知道神审判之后的计划。只有第四类型也出现于其他古近东预言，但是这些预言并没有像以色列一样，搜集、「出版」，并且被纳入正典。

──《圣经背景注释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