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赛亚书注释-《二十一世纪圣经新译》

以赛亚书相关章：

历史背景

以赛亚生于他本国历史的关键时期，正是主前八世纪中叶之后。当时有好几位写作的先知出现，例如阿摩司、何西阿、弥迦及以赛亚自己；而另一方面，以色列的大半──北方的10个支派──也于此时倾覆（参先知年表）。

在主前740年，乌西雅王崩（六1），结束了犹大和以色列50年的偏安生涯。这种安靖快要过去。余下的半个多世纪成了性好侵略的亚述诸王的天下，例如提革拉毘种安靖快要过去列色三世（主前745至727年）、撒缦以色五世（主前726至722年）、撒珥根二世（主前721至705年）和西拿基立（主前705至681年）。他们的野心不仅是为了财富，而是要建立帝国。为求达到目的，他们把征服国连根拔起，把全体国民迁徙异地；遇有背叛，则施以迅速和可怕的报复。

在主前735年，耶路撒冷也感受到他们进侵的冲击。当时，以色列和叙利亚联军进逼亚哈斯王，要他参与反亚述的联盟。以赛亚与王的对话（第七章），透示了当时的真正问题：选择信靠神抑或参与联盟？王决定把赌注全放在亚述身上，而不愿倚靠神；结果他被神弃绝，神也预言将有一完全的君王──以马内利，从已倾倒的戴维王朝中兴起。

以色列叛逆的代价，先是于主前734年失去了北部地区（「加利利」，九1），继而在主前722年，国家覆亡。至于犹大，其北部边界，本与以色列接连；以色列现已变成亚述行省，亚述对犹大虎视耽耽（参王下十七24）。在这种环境下，犹大不敢轻举妄动。

但继亚哈斯作王的希西家，是一位热切爱国者（其年代表可参王下十八1）；他的信心及愤于国家疲弱，促使他立志兴邦安国。以赛亚大部分的精力，都花于规劝他不要参与反亚述的阴谋（参十四28-32，十八1-7，二十1-6）。结果，这种争执引致先知与一班亲埃及党人激烈的冲突，二十八至三十一章似乎暗示此事。后来，希西家反叛亚述（三十六、三十七章），招致西拿基立于主前701年兵临城下；尽管有神迹解救了耶路撒冷，这犹大小国也濒临亡国的边缘。

以赛亚跟希西家的争持并非为了辩论政见，也不是只为了眼前的境况。他与王最后的争论，突出了这两位信心英雄的分歧。在三十九章5至7节中，以赛亚遥望被掳于巴比伦之事，认为这是王不愿顺服的结果；王的反应却是如释重负，他说：「因为在我的年日中，必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。」对于一位君王而言，这种观念大概不难理解；但对先知而言，却是太不可思议。故此，这预言在本书的最后段落中成就了。

四十至五十五章记载的事件，因有古列的名字而清楚非常（四十四28，四十五1）。这带领我们马上进入第六世纪的环境中。古列是波斯南部之安珊（Anshan）王，于主前550年掌管了玛代帝国，至主前547年，其权力伸展至小亚细亚大部分地区。他遂与巴比伦帝国对立（犹大已于主前587年，耶路撒冷陷落后，成了巴比伦的俘虏）。巴比伦帝国其时已势孤力弱，拿波尼度王又不在京城（只留其子伯沙撒摄政），他也与祭司们不和。至主前539年，古列击败巴比伦军；他的军队在毫无抵抗下，进入巴比伦城。古列的行动应验了以赛亚书四十四章28节的预言，他遣送犹太人（及其它国民）回国，又批准他们重建圣殿（拉一2-4，六2-5）。他在「古列圆柱碑」（现存于大英博物馆）上的铭文，说明了这是他的一贯政策，以求得到各国神明的庇助（参四十一25）。

有相当数量的犹太人回国，不久却与那在以色列地居住的人发生冲突，他们不肯协助重建圣殿（拉四3）。重建工程停顿了将近20年，直至主前520年，哈该和撒迦利亚鼓励人民重新动工。很多释经家，视此背景，即紧张形势及耶路撒冷和圣殿的重建，为五十六至六十六章经文的背景。但在本注释中，连系那最后篇章的主线，并非其历史背景，而是它们的主题。那里的主题已不是环绕巴比伦，而是选民的家乡，一方面是指那仍不完全的故土，同时也指向新天新地，那天上的耶路撒冷。

作者

传统及新约圣经的看法

直至近代以前，以赛亚书都普遍被视为一本完整的著作，是出自主前八世纪一位同名的先知的手笔。整本着作都抄在一卷轴中，这是昆兰卷轴及路加福音四章17节的提示（选读之经文出自以赛亚书后半部）。本书的统一性也显见于《传道经》四十八章22至25节（写于新约时期以前约200年）。新约圣经对此看法十分一致，参约翰福音十二章37至41节；罗马书九章27至29节，十章20至21节。

现代的评鉴理论

除了中世纪的犹太学者伊便尼以斯拉（Ibn Ezra）的质疑以外（他另有言论赞成传统的看法），认为以赛亚书是出自多个作者的看法，只在近两个世纪才出现。这看法最简单，也最为人接受的主张，就是以一至三十九章为以赛亚的著作，而四十至六十六章则出自一位于第六世纪，被掳至巴比伦的佚名的先知的手。后者本为以赛亚书作续篇，慢慢地这续篇成了以赛亚书的附录，由于作者佚名，终于溶合为以赛亚书的一部分。

这看法及其分支的主要根据，首先是所谓「预言的模拟」（analogy of prophecy），意指先知常针对当代的人说话（而四十五至六十六章的听众主要是被掳之人）；其次，是由于四十至六十六章独特的风格、词汇及神学重点。下文将对此加以阐释。

但事实上，没有一位学者能以简单的形式持守这个理论，因为它的原则要求人走得更远。若把一至三十九章照样的分析（这部分被视为以赛亚所著），可显示一个集的结构，即先知于第八世纪宣讲的一连串神谕，另加上后来他的门徒于不同时间的补充记录（例如：十三、十四章是来自第六世纪被掳去巴比伦的人；二十四至二十七章则可能来自第四世纪，波斯帝国的末年）。这些补充记录，加上许多较短的记述，可达致一至三十九章250节经文之多（约占三分之一篇幅）；而其中一些较长的插入记录，又可分析为不同时期的编辑成品。

四十至六十六章通常分为两个主要部分：第二以赛亚（四十至五十五章，属被掳时期，约为主前545年）；第三以赛亚（五十六至六十六章，属被掳后，约为主前520年）。前者一般被视为一份完整作品，出自以赛亚一位不知名的伟大门徒；但后者却被认为是出自第二以赛亚不同学派的跟随者，他们尝试把老师的思想向下一代诠释。注释家对于这段落包含的不同历史背境及不同派别（例如道德主义、制度主义、爱国主义、普世主义），意见纷纭，故此对第三以赛亚有不同的分析。但在这11章经文中，可找到至少4个不同的来源。

我们必须明白，这些理论提出的一大堆作者及补述者，并非揘造。只要接受了把本书分割的原则，决不能止于简单的二分法；原则必须一致应用（遂带来上述的结果），或完全不用。尽管把本书二分的理论看似简明、吸引，不过，单一作者论以外的选择，绝不能是二位作者，而是多位作者。

话说回来，最近这些评鉴学者的重点，却在强调这些不同作品的统一性。那些补记者被认为是同一学派的门徒，埋首于以赛亚的思想，并尝试学习他的精神，向新一代说预言。故此，按这看法，以赛亚的教训，在他死后，仍在后代萌发新枝；他的名字也很适切地冠在这批师承于他之教训的著作之上。

对多重作者论的评估

单一作者论有十分稳固的传统，故辩正的责任在主张分割本书的人身上。而他们的主要论据并非牢不可破。

1. 「预言的模拟」──无疑，若四十至六十六章是以赛亚所著，他对一遥远世代关注的深度和阔度，确是匪夷所思的。但首先，若否定任何超越已知模拟的事发生，则是把模拟原理置于理性之上；并与这些篇章论述的创新的神（四十三18），不能一致。其次，这种分割理论夸张了这些篇章的区别。一至三十九章包含不少论述可见的未来的话，评鉴学者把其中大部分归为后期编者之作，他们也是基于「预言的模拟」（其实是断章取义）。再者，有些预言（例如四十至六十六章）似乎作者是身历其境，例如九章2至6节之「新生婴孩的宣告」就是使用完成时态；五章13至16节记述被掳及审判的异象的经文也是。其实，杰里迈亚的作法更彻底，他庆贺巴比伦覆灭的热烈程度，令人以为他身在被掳时期的末期，他甚至催促犹太人赶快逃脱（耶五十8，五十一45）；参赛四十八20）。但同时，他又不允许他同时代的人，逃脱巴比伦的辖制，因他们在不同时期，有不同的角色（参耶二十九4-14）。

尤有进者，十三章1节至十四章23节（标明是亚摩斯之子以赛亚的默示）中所见的巴比伦，正如四十至六十六章一样，并非以赛亚时期的一个难以驾驭的亚述省分，而是一个快要倾倒的世界霸权；它的倾倒也意味着以色列人被掳的结束。我们还要加上二十一章1至10节的异象，听见巴比伦的倾覆，使以赛亚十分震愕。

基于上述的讨论，四十至六十六章涉及被掳巴比伦，以及有关的教训和事后发展，可能出乎读者意料之外，却仍在以赛亚的视野之内。对他来说，些事情的发生正是在神的长远计划中，两个相互对立的势力──巴比伦和以色列──互动的结果；同时也是他职事的成全。

也许应该补充一点，即使最为特殊的预言，即早于古列出现之前一个半世纪，便说出他的名字（四十四28，四十五1），也并非无前例的（参有关约西亚的预言，时间距离更是双倍；王上十三2）。另一方面，说预言的能力正是唯独耶和华是神的明证（参四十一21-23、26-29，四十四7-8、25-28，四十六10-11，四十八3-8。注意：四十八8指摘以色列的耳聋，而不是神的缄默，使他们忽视在被掳结束时发生的新事）。

2. 四十至六十六章独特的风格──设若这些篇章的处境和听众，跟一至三十九章的相类，那么，这论据才会有效。这些篇章是以赛亚晚年的文字作品，并非是宣讲记录，目的是要安慰，而非为了警告，且对象是未来的世代。这是很大的不同。这些预言似乎不可能产生（参上文讨论），但我们不能两面都否定。因为假若处境改变，方法及对象都不同（设定以赛亚为作者），思想及表达方式竟没有大分别，这岂不是更令人错愕吗？

当然，假若全书都出自以赛亚手笔，一至三十九章理应间中可找到四十至六十六章的影子，后者的主题也可在前者藏有伏线。事实确是这样：神在历史中的主权（四十至六十六章的主题），可见于三十七章26节对西拿基立的宣告之中（主前701年）；其语调及用语，前后一概无异：「你岂没有听见？」（参四十28）；「早先所作的」（参四十一4）；「古时」（参四十五21，四十六10）；「所立的」（参四十六11）；「现在藉你」（参四十八3）。

二十二章11节也用类同的语言表达这主题。至于那未来更伟大的「出埃及」事件，三十五章跟四十至六十六章的描述不仅互相呼应，更几乎在每一节中使用了一至三十九章的特别用语。再者，有关最后之和谐境况的异象，十一章6至9节跟六十五章25节也是互相关连。这些例子虽不太多，却是显著的指标。

3. 词汇──以赛亚早期的任务是谴责，故他用了下列的词汇，如：「荆棘蒺藜」、「惩罚」、「风暴」、「余民」；但他后期的信息是保证，他的使命变成强调神主动地「创造」、「拣选」和「救赎」。祂的计划是包括那远方的「海岛」、「地极」及「凡有血气的」；很自然的，先知呼吁人「赞美」、「欢欣」和「歌唱」。甚至那些辅助性用词，也反映主题的变易；因在后面的篇章中，充满使人感受温暖的词语。

不过，在提及不同词汇的同时，不能不指出有相当数量的用语，是常见于以赛亚书前后部分，却又罕见于旧约其它书卷的。「以色列的圣者」（在一至三十九章有12次，在四十至六十六章有13次）就是最好的例子；另有几个有关神的不同名称，例如：「定这事的」是使用属格代名词（二十二11，二十九16，四十四2）；「以色列的大能者」（一24，四十九26，六十16）。有一些罕用语词是描述以色列的，例如：「瞎子」（二十九18，三十五5，四十二16-18）、「聋子」（二十九18，三十五5，四十二18，四十三8）、「离弃耶和华的」（一28，六十五11）、「耶和华救赎的民」（三十五10，五十一11）、「我手的工作」（二十九23，六十21）。（这些例子取自R. Margalioth, The Indivisible Isaiah, 1964。）由于这大量的以赛亚式用语，产生了以赛亚的门徒在历代把以赛亚的思想传递下去的理论（其实支持的证据极少）。更简单的解释是本书根本出自一个人的手笔。

4. 神学──本书的两大部分，是面对不同的处境，并蕴藏相辅相成的信息。莫特雅（J.A. Motyer）指出（'The "Servant Songs" in the Unity of Isaiah', TSF Bulletin, Spring 1957, pp. 3-7），一至三十九章的预言宣告历史上一个灾难性的刑罚，但由于这些篇章也同时提及教义和应许，引致很大的神学问题。故此，四十至六十六章不仅是全书的完结，更是前述问题解决之方法。若缺少了后面这些篇章，一至三十九章将会留下一个不解的矛盾。诚言：「若一个先知在历史中受灵感，宣告神的真理……他也不难受灵感，解决这些启示引致的神学问题……」。

总结：多重作者论（双重作者论的必然结果），引起的问题并不少于它可解决的。（它也引起其它旧约书卷的问题，就是被掳前的先知似乎也有使用本书的材料；这一点在此不能论述了。）这理论使以赛亚成了一件残缺不全的作品的作者；它将使所有先知书作者的身分受到质疑；它认为本书是经过历代的「以赛亚学派」及其它尊敬先知的团体，集体编着而成；他们可自由地扩充或纠正他们老师的作品，但是在不久的将来，却另有一班人，诚惶诚恐地一字不易的把这些书卷抄写；这种对比岂不叫人惊异吗？但其实这个「以赛亚学派」只是出于推论。我们也要注意早期一贯接受以赛亚书统一性的传统，并且新约圣经也明显赞同这看法。

当然，我们可以争论新约圣经并非就此问题作出宣告，而只是引述以赛亚书；这也是许多全心接纳新约圣经之权威的人的意见。但是，新约经文中的以赛亚，最直接的了解是指旧约的以赛亚先知。若采纳别的解释，将可发展至永无止境，永无定论的境地。这对信心并无好处。这样，我们必须寻找一个更严密、更完整一贯的方案。

以赛亚书大纲

一1-31 危机处境

二1至四6 属神及属人的耶路撒冷

五1-30 苦涩的葡萄

六1-13 先知蒙召

七1至十二6 风暴与太阳：亚述和以马内利

七1-17以赛亚与亚哈斯王对质

七18至八22 阐释选择

九1-7 弥赛亚国度的曙光

九8至十4 覆盖撒玛利亚的阴影

十5-34 神砍伐犹大的斧子